孙武仁:“我的祖籍地是峄县五区的道庄,就在运河北不远处。曾祖父处于乾嘉时期,有土地三千多亩,后来历经战乱,天灾人祸,到我祖父肇洪时,地几乎卖光。祖父三十八岁去世时,我父亲葆英仅三岁,随继祖母孔氏投奔运河南郝楼的一个亲戚贺先庆,变卖道庄的宅基场园,买了不到三十亩地。我父亲成人后,尝尽人间的艰辛炎凉,一面耕种自家的土地,一面出外打短工,农闲便到运河沿岸当纤夫,苦心经营几十年又买了二十多亩地,终因劳累过度他老人家在我十一岁的那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九岁。”
“我父亲先娶我嫡母宋氏,不育,于四十八岁时又娶了我的生母潘氏,先后生我、弟弟承贵和我妹妹,兄妹共三人。七岁开始上私塾,读的都是《四书》、《五经》,直到二十岁嫡母宋氏去世,方才辍学。”
“?我自幼目睹了很多世间不平,亲受了许多欺凌,乱世中,官僚豪绅与官府串通一气称霸一方为所欲为。土豪劣绅深宅大院,买得起枪,养得起家丁,一可自保,二还可以凭势力欺压百姓。有的则与地痞流氓沆瀣一气,绑票勒索,坐地分脏。我家仅是一户五十来亩地的自耕农,父亲又耿介正直,靠不上官府,买不起枪,养不起家丁,小宅小院,土匪绑票,牵牛牵驴,专找我们这样的户。官绅土豪贪得无厌,兼并土地,不择手段,一锅骨头拣有肉的啃。我家算是有点肉的骨头,时刻有被啃的危险,与豪绅间钱粮赋役的争执,宅界田疆的诉讼,不时生。”
“我父亲年近五十而得子,当然视如珍宝,为防暗杀、防绑票,把我东藏西藏,直到四岁才敢把我放在家里。古人曾说:“儿女幼弱,留下家产,无异于在儿女身边伏下虎狼。”我十一岁父亲去世,几十亩地的薄产成了我们孤儿寡母受气的根由,嫡母宋氏支撑门户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她无论怎样困难,也要供我和弟弟承贵上学,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有学问,懂道理,正直磊落,能支撑起门户的人。父亲的勤劳耿直,嫡母宋氏的希望和教诲,我倍受欺凌的辛酸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由于嫡母宋氏去世,我只好辍学务农……”
纪十化:“咱们这个地方,处苏鲁边区,向来匪患不断,令尊得能苦苦支撑门面,实属不易,令堂宋老夫人更非寻常女子,世道艰难却又能独撑家庭,让你们兄弟专心读书,这份眼光,这份心智,纪十化心折,只是纪十化没有福气,不能得瞻宋老夫人容颜。”
孙武仁:“谢纪书记……”
孙武仁语微顿又道:“此地北有崇山峻岭,紧连沂蒙山区,南有京杭大运河和陇海铁路,西有津浦铁路,津浦路的枣台支线纵贯全境,肥田沃土,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按理说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好地方,然而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便利的交通却给人民带来了横征暴敛和兵连祸结。”
“峄县境内运河段上的八大闸,被地方豪绅视为敛财的聚宝盆,使老百姓苦上加苦。铁路是军阀用兵的必争之地,连年的战火和政权的频繁更迭,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捐税和流离失所。”
“知道这个地方的匪患持续有多少年了吗,纪书记?”孙武仁突然问道。
纪十化见问,当即摇摇头:“我只知道此处向来出匪,至于有多少年,这个我确实不知。”
孙武仁:“持续了到少三百年!”
孙武仁语音铿锵:“三百多年哪,没断过。自明朝天启年间至今,哪怕是康乾盛世,也是匪迹未绝!”
“连年的军阀混战,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以致地痞流氓,地方肖小,乘机作乱,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杀人越货,肆无忌惮。军阀官府,年年剿匪,往往是兵散即匪,匪聚为兵,兵匪不分,兵患甚于匪患。”
“谁能绝此匪患?谁能绝此匪患??谁能绝此匪患???”
孙武仁语至激昂处,连三问。
纪十化沉声道:“咱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得到。”
孙武仁:“咱们?真能?”
纪十化断然道:“能,一定能。”
见孙武仁满面疑问,纪十化说道:“我目前只能这样告诉你,但凡我军根据地所在,匪迹绝无。”
孙武仁点点表示相信,接着说道:“目前,此地有红枪会。而在二十余年前此地出了个‘白旗会’,为的就是除匪。打土匪时戴上一个大兜兜,内装一块白布,白布中央用朱砂写一个草体‘佛’字,左右两边各写有‘天地相护,无量真佛’八个字,他们说戴上这样一个兜兜就能枪刀不入。”
“入会要花钱拜当家的。百多个入会的人凑钱摆一桌供和香烛之类的东西,再买一碗香油。点上香烛和香油灯之后,入会的人光着膀子,到供桌前跪下。”
“教的人说:‘向王爷磕头。’接着又说:‘张爷、韩爷、白爷和宗爷。’磕完头,教的人向香油灯上吸一口火,从左到右喷到入会人的膀子上,就完了。”
“我虽然也磕头入了会,但不大相信,尤其不相信那个兜兜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回家后把它挂在秫秸上,用土枪打了一枪,见上面的洞密密麻麻的,从那以后我就不信它能护体了。不信归不信,可还是跟着趁热闹。我识字,而且写得也还可以。大当家的叫权太贤,要我跟他画佛。我先后跟着他到过古邵、核桃园、褚家堡等运北几个村子。白旗会还能治眼疾,方法是念个咒,迎着太阳吹一口,说是能治好。我还是不信,但信的人却大有人在。我碰到不少被逼着给人家治眼疾的尴尬场面。这样胡混了几年,认识了不少人,对当时的社会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民国一十四年冬,土匪张培元向我喊钱(绑票喊价)五百块现洋。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只好逃到台儿庄租房子住,等打跑了土匪才敢回家。”
纪十化:“公开喊钱,实是猖獗之极。”
孙武仁:“匪倏忽而来,倏忽而走,人极难防。而当地劣绅豪强,有时比匪更具破坏性,比匪要厉害得多,他们多与匪相勾联。”
“刚才我说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得了一支枪。可我高兴得没顾及其他,往天上打了一枪。万年闸南二里刘庄的王雪峰,当个段长(社长之下),听到枪声后,带了几个人大步流星地走了来。他大声喊:‘把枪放下!’我听了怒不可遏。大声地骂:‘你瞎了狗眼,我是孙承贝,你不认得?放下?!放你娘的屁!’王雪峰见我不买账,只好悻悻地走了。”
纪十化笑道:“他们恶,你也不差啊。”
孙武仁:“对付恶人就得恶法,不能给他们好气,这些年我是深有体会,如果你一次被他讹倒了,他日后处处骑你头上。”
纪十化点点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早有定论。”
孙武仁:“第二天我家西南三十里地方,侯孟的刘克星带了三、四十人,找我村的村长到我家要枪。我问他:‘我缴的枪为什么要交给你?你讲的什么理?’刘克星说:‘你是私人,不准夺枪自用。’我说:‘你是公?你是谁的公?你硬要!就是要不去,想夺?试试看。’我端枪站在当门:‘你有胆,不怕死,来夺吧!’”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第三天涧头的姚公美,第四天李待论都带着人找村长领着向我要枪,都被我以同样的办法打走了。”
“三十日清早,我借了路费去找北伐军想办法。到了台儿庄北伐军的驻地,找到连长,连长不问,找到营长和团长,他们都说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我回到家得知北伐军在我村号房子,我赶忙写了红绿标语贴上,表示欢迎。黄昏,来了两个连,连长虽然表示不问此事,但他告诉我团长在刘庄,叫我去找。”
“我到了刘庄,得知团长就住在我的朋友张玉园家里。在他家里又遇到徐庄的徐澄根、徐澄富兄弟二人。我向张玉园说明来意,想找团长谈谈,徐澄根认为不便,不如叫徐澄富代写个呈文,让张玉园送去,或许有点希望。徐澄富写完后,我也没看,张玉园趁送茶的机会,送给了团长。团长批完,又叫张玉园带了回来。”
“批文是:该枪我们不要。团长黄焕华(印)。我再看正面的呈文是:具呈人,年二十六岁,为交上一支步枪事。窃民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北伐军和奉军作战后拾得步枪一支,恐流落匪手,甘心交上,此请团长麾下。具呈人孙承贝。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一看知道徐澄富是在糊弄我,有气也不好作。赶忙对张玉园说:‘请你安排徐氏兄弟休息。’他两人休息之后,我自写了一张呈文:“具呈人孙承贝,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北伐军同奉军作战,我乘北伐军胜利之际,夺得奉军步枪一支。周围土豪劣绅终日强讨硬要,无日或间,为此请团长张枪照,留作御匪之用,实为公便。谨呈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麾下。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具呈人孙承贝。”
“写完后仍由张玉园送给团长。团长说:‘请孙先生进来一谈。’我进屋后,团长起来让座,团长是个青年,说话很和气,广东人。团长问我‘两张呈文为何不同?’我据实告之,又问我土豪劣绅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这个地方文化不太达,土豪劣绅比较多。我夺了一支枪,三天就有五、六个土豪劣绅来要,由此可见一斑了。’团长又告诉我,他们要停止北上,奉命回武汉。‘枪照’由政府,他只能临时枪照,将来到政府去换。他叫秘书打开箱子取出印信,给我办了临时枪照。‘查得孙承贝夺得奉军步枪一支,可留作御匪之用,仰候县政府成立之后,以此照换取枪照可也。’下盖黄焕华的印章。办完后已过夜半,我即起身告辞。”
纪十化微微点头说道:“有理有据,有胆有识,敢于争取,这事你做的不错。”